旅美时事评论员陈劲松谈中国当前经济形势

作者 尼古拉

被外界称之为2011年中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和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已经先后在3月13日周日和3月14日周一闭幕。3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在记者会上温家宝指出，2011年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各项工作中，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首位，要三管齐下管好物价、房价，要控制货币的流动性，消除房价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同时要密切跟踪和分析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形势，进一步研究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针对温家宝的上述讲话，我们请旅美时事评论员陈劲松谈谈他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法广：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抑制通货膨胀是今年中国政府工作的首要。一般而言，通货膨胀也就意味着货币贬值，是这样吧？
陈劲松："是的。通货膨胀意味着超发货币或者说市场热钱流动过大，那么会引发货币贬值，或者说大众的购买力降低。中国出现通货膨胀并非始于今年，而是在更早时候-去年，乃至于前年就已出现了。它有三大因素：第一，2008年中国政府为了应付经济危机，采取了过激措施。向市场投放五万亿政府投资，来推动经济，大量的投资放入了基础建设：铁路、公路、港口以及建筑物等。这就大量增发了货币，导致原材料和工业产品连环涨价，并影响到农产品的连锁反应-涨，这是第一种因素。第二种因素是中国盲目发展制造业。比如，汽车业带来了能源紧张，甚至土地的紧张。现在中国汽车的产量/销售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消费国。中国每多卖出一百万辆汽车，就要牺牲五万多亩的农田。因此，中国的农田由于制造业和工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建设，农田越来越缩小。加上西部、西北部沙漠化现象的加剧，农田也日益缩小，以至于中国的粮食作物年年减产。这就是说，中国人的谷物不够，要向外国进口-向美国进口，甚至到印度尼西亚和苏丹租地，耕种粮食。第三个因素是中国贫富分化越来越大。贫富分化的结果使富裕阶层或者城市阶层的购买力过剩，不在乎物价高低。但是在农村，对广大的弱势群体-占人口多数的广大购买力偏弱的民众而言，购买力有限。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望而却步。以至于有人发出感慨，中国的物价比美国、欧洲、日本还贵。这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徘徊在世界百位处的一个大国的消费力非常不相称。这三大因素导致中国的通货膨胀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时难以控制。"

 

法广：以您的观点，那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贫富差距等都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所造成的了？
陈劲松："对！工业化只是原因的一部分：导致农田减少，农田萎缩。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制度所带来的权钱交易和官商勾结所带来的贫富分化和财富分配不均，使购买力不均。购买力的这种极度倾斜和不均衡导致物价变态上涨、变相的上涨。所以，这两因素都有：工业化和制度导致了贫富差距。这两大因素再加上政府不受监督、不受制衡的政策可以任意扩大投资。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断地扩大政府投资，这些都给通货膨胀埋下了定时炸弹。"

法广：那就是说，泡沫越做越大。现在政府想要着陆。您觉得能做到吗？
陈劲松："中国政府在最近三十年间经历了很多次物价上涨。前几次都做了控制，实现了一些软着陆，甚至硬着陆。但这次，难度相对比较大。因为，中国经济这次处以过热状态。而政府很难改变单一GDP的思想。各地方政府也是追求GDP。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当作自己的政绩。这样一种执政思维已经是无法改变、无法回头的。如同猛虎出笼。在难以改变思维的情况下，要抑制政府投资，抑制通货膨胀是很难的。加上人民币没有一个恰当的沽值，外国的热钱又不断地进入中国炒作人民币。这些热钱又流向中国的房地产，房地产显出难以控制的高价。在此情况下，加上农田减少、农民工价格上涨，综合上述情况，这次要控制物价，无论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难度都非常的高。"

法广：温家宝提到三管齐下管好物价、房价。说白了，就是要干预市场。请问这样是否有利于经济的正常运作？
陈劲松："现在是这样。一方面，干预市场或者说由中央政府直接出面去控制一个价格，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但是，人大委员长已经承认，其中之一是不搞私有化。这也就是在变相地说不承认市场经济。就是说，中国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在这样指导思想下，干预市场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至今还在制定"五年计划"，这是计划经济的特征。但现在不是市场管不管得了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管不管得了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央和地方存在利益分割，有竞争性的矛盾。中央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措施，但地方政府可以置若罔闻。中央政府的威信下降了，而地方政府则从本位主义出发，从表面上来说，是要继续追求产业的增长- 追求表面上的繁荣。。。"

法广：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币在国内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另外一边，在国际上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货膨胀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能够得以实现？
陈劲松："从国际上看，整个国际社会有世贸组织的规则。这是市场经济的总体格局。这就是说，任何国家的市场都是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也是任何国家的市场。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操纵人民币、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做法跟市场经济、跟世贸组织的原则、跟自由经济的原则相违背。这与当时跟世贸组织的承诺也相违背。所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从国际环境估计，中国产值也会重新计算。人民币升多少，中国的产值相对也升多少，届时，中国在国际上的购买力也会增加。但中国政府主要依赖外贸出口和外资的进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人民币升值也意味着出口会减退，进口会增多，同时也会意味着外资减退。失去了这两大引擎，中国政府担心经济失去增长动力，这有可能导致政权不稳定。因此，出于政权稳定的角度考虑，又想继续保持巨大的出口、顺差和外资的流入，这些都带来了矛盾。所以，在目前这样一种经济想搞活，政治想搞死，这样一个矛盾的社会大环境中去运作的话，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可能难以维系，并从而反过来危及政权的稳定。"

法广：好！感谢陈劲松接受采访。

面对灭顶之灾日本国民集体上演精彩国家形象大片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3月11号，日本遭遇了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这场里氏9级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大约是1995年阪神地震的256倍，相当于超过1.1万颗广岛原子弹的破坏能力，比地震杀伤力更可怕的是席卷日本东北部地区浪高超过10米的大海啸。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尽管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日本全体国民在巨大灾难突然降临之际，并未惊慌失措，而是保持了极大的冷静和镇定，处之泰然。对此，有评论回顾说，虽然办公室猛烈晃动，但领导不是带头逃命，而是泰然自若地指挥大家有序撤离；为了躲避余震，人们纷纷跑到马路中间的绿化带里，却仍然不忘把两侧的道路空出来，以便让车流与救援队伍通行；地震之后，全国的711便利店全部免费提供水和食物，三得利公司所有的自动售货机也一律免费，只要按键即可拿到饮料。

与此同时，那么多人在灾后自觉排队打公共电话，自觉节省用电以便保障灾区的电力供应；数百人在广场躲避地震，整个过程不仅无一人抽烟，结束之后，地上也没有一点垃圾；大家都在互帮互助，甚至就连黑帮组织都参与进来，非但没有趁火打劫，反而还主动开放它的各处事务所作为庇护中心，为灾民提供食宿。《联合早报》上记者陈迎竹的文章还提到，一个妈妈找不到电话联系女儿很着急，当旁人得知她的女儿身在学校时，都告诉她可以放心，因为"学校是最最安全的地方了"，原来日本有句名言说："倒什么都不能倒学校"。综上所述，以及其它大量事例都充分表明，无论是日本政府或民众，在这次巨大灾难面前，都确实做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一切的一切，都让你看到日本民族面对灾难的空前团结，也看到了其全民灾难教育的有效成果。我们常说"多难兴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在灾难中学到很多知识，积累很多经验。其实，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并非只有真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灾难才能兴邦，从他国的灾难中学习，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中国青年报》上作者舒圣祥的文章强调说，灾难时刻，无疑是展示一个民族最真实面貌的一刻，也是我们了解一个民族最好的机会。在这次日本大地震中，我们看到的上述种种令人称道的镜头，同样可以成为我们今后国民教育素材的重要内容。

联想到中国正在着力打造国家形象宣传片的种种努力，有评论写道，国家形象宣传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但只有那些能够获得最大多数人赞许和认同的，无疑才是最有效的。日本人在这场灾难面前的优异表现，让我们切实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国家形象并不完全是靠宣传出来的。面对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日本国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巨大凝聚力、政府与民众的同心同德，以及各级领导身先士卒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样将日本的国家形象鲜明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对此，作为中国人最大的感触则是，真正的社会稳定，只有来自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高度相互信任。

中选网上作者馨无语的文章又说，在此次地震和救灾的过程中，日本举国上下"和谐"得天衣无缝；政府公开透明，面对危机冷静而高效；人民团结互助，表现出遵纪守法的高度纪律性；各种社会团体有序行动，志愿者无私奉献；所有的这一切运作都没有丝毫的功利性，也没有做秀，更没有谁应该感谢谁的问题，有的只是完全出自本能的责任感和爱心。文章最后感慨道，如此真实而生动的国家形象片，既没有欢歌载舞，也没有光鲜亮丽，更没有什么俊男靓女，有的只是日本民族面对巨大灾难的精诚团结和秩序井然。

此外，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假如这场九级地震发生在中国，会死亡多少人呢?记得当年俄罗斯人质危机发生后，国内某个电视台栏目曾设置竞猜题"你估计会死亡多少名人质"，从而使舆论哗然。虽然人质不可竞猜，但灾难却可以比较。官方新华网不是也发文要向日本学习抗震的先进技术与危机管理经验吗。专栏作者傅一河的文章说，此次我们从电视上看见，日本九级地震那些房子并没有倒，而是被海啸冲走了。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云南也发生了一次地震，不过四五级吧，但是房子几乎都倒塌了。

面对九级地震、海啸与核电站爆炸，日本政府危机处理井然有序，信息及时公开，国民惊而不乱，媒体表现专业，可圈可点。而前些时候，中国江苏响水县村民听说当地化工厂发生爆炸，数万人凌晨仓皇逃离，引发交通事故导致四人死亡。对此，人们不禁要问的是，在这几个小时里，有关部门的官员们究竟在做什么?事后竟然把几个被指所谓"造谣"的村民抓起来，还要判刑。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啊?！文章最后感慨说，同样一件事，发生在外国，可以让领导人下台，政府改组，总统首相向国民道歉，而在我们这里，你就连真情的真相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了，媒体敢公布吗，记者敢报道吗? 网民敢评说吗?我们的稳定难道就是这么来的吗?

中国PK印度

郎咸平的演讲选题是不是枯竭了，他竟然开始拿印度说事。他有模有样地，像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堆出一堆数据，还有事实，说印度的民主效率多么低，印度官员的腐败 多么严重，为此他甚至说："我们(中国大陆)这里的劳务成本慢慢高了，但是我们这边交易成本非常低，不管怎么讲，和印度比起来，我们政府是非常文明的，是 非常清廉的，而且很多政府官员想把事情做好。"

我再次想问问，被众多粉丝拥戴起来的郎咸平教授，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交易成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官员究竟有多清廉？你这些话究竟是说给你的粉 丝们听，还是说给权力在手的官员们听？有点意思的是，这回郎咸平的粉丝中，有相当一部分似乎不买账了，开始骂，"以前我觉得你是个人才，现在我觉得你是条 狗"。作为郎咸平的反对者，我觉得这样的谩骂有点过了。但我以前就直接说过，郎咸平一直努力迎合权力，变着法子讨好，大陆官员并不鸟他，可惜众多粉丝看不 到郎咸平的这种欺骗本质，还把他当成怀疑政府、批评政府的独立知识分子，叫人哭笑不得。

那么现在，我越过这些喧闹的谩骂，直接问郎咸平，你真的了解印度吗？

印度棚户区与中国没完没了的拆迁

关于中国和印度最大的相同点，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放在那些正在向大城市涌动的穷人上面，这正是后发国家试图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明显的特征。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无论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还是加尔各答、新德里，这些看上去鳞次栉比，灯火辉煌的城市背后，总是住着看上去不和谐的贫穷人群。在印度，叫棚户区；在中国，则叫民工、农民工、流动人口或者是社会闲散人员。

但如何处理这样的人群，两个国家显得很不相同。我读到了另一本以印度为调查对象，思索大众政治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1]，为我们提供了印度的基本现实。

"我们是一些来自过去的东巴基斯坦的难民和来自南孟加拉的没有土地的人民。由于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土地，甚至家园，我们不得不来到加尔各答， 找一口饭吃和求一个容身之处。……我们大多数人是日工和用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我们想法自己盖了一个棚子。如果拆毁我们的窝棚，从棚户区将我们赶走，我们 无处可去。"[2]

这是1998年印度加尔各答郊区一个名叫人民福利联合会的民间自治组织写给政府和铁路主管部门的一份请愿信。该组织又名"铁道村"，所有成员沿铁路 而居，用简陋的材料搭起低矮的窝棚，并在窝棚外面自行组织起交易市场。在没有火车经过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摊点摆上了铁路上面，而当火车鸣叫着汽笛来临，他 们则迅速把摊点挪开，让火车得以缓慢通过。

显然，这样的局面让铁路运营商大伤脑筋，采取行政手段将这些棚户区里的居民赶走，是必然要想到的办法。想赶走这些穷人的还有正式的加尔各答市 民，2002年，一个市民团体在加尔各答高级法院提起公共利益诉讼，要求将铁道村的所有住户赶走，因为他们污染了位于加尔各答南部的拉宾答拉湖。

有意思的是，铁道村的穷人们发出的请愿信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同情，认为他们捍卫的仅仅是穷人的自由居住权利，而关于铁路运营的管理问题，可以找到另外 的有建设性的办法，而不必诉诸以暴力驱赶的方式；在市民公共利益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上，高级法院也认为，穷人的基本生活权力正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这可能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到过印度的中国人，看见他们的城市里到处充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高楼大厦旁边竟然是破烂不堪的棚户区，火车在驶进城里的时候，要为穷人减速，甚至停车，内心必然怀念起中国城市里的通衢大道来。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处理穷人居住问题的手段就简洁明快多了。

"近千平米的土坡上浓烟滚滚，一些地方仍有暗火燃烧，残破的瓦砾和烧过的家具三五成堆——在深圳宝安区上塘工业区龙塘社区旁的外来人口聚居地，民治街道240多名执法队员前日完成了一次拆除违章建筑行动，在将七八十名违建住户带到一边后，点火烧掉了近千平方米违章建筑。"[3]

最近几年，这样的消息其实已经算不得新闻了，只是这次政府的执法人员推出了火烧的办法，滚滚浓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北京这边也不断上演这样的故事情节。比如公安系统突然决定全市范围内检查出租屋，手续不全的外地务工人员被 赶，接受不菲的罚金；某派出所田姓政委值班时得到指令，救助重病中的流浪女，他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将流浪女扔到荒郊野外，使其无法得到救治而一夜暴 死。前不久， 陕西宁陕县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当地民政官员谌太林为迎接上级卫生检查，而将本镇一名流浪汉扔到山上，致其因饥寒交迫而一命归西。

对历史的理性思考

仅仅纠住穷人问题进行思考，极有可能掉入简单的平均主义陷阱，甚至会助长平均主义暴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partha chatterjee 才提出"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这样的概念。他采取的个案研究方法是最古老的底层研究，但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却是一个加尔各答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面对城 市化进程中无端涌现的边缘性民众，partha进一步认为，无论是帝国模式，还是后现代的威权主义模式，无论是公民身份的模式，还是公民社会的模式，都可 能不足以解决目前的大众政治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模式，特别是政治社会和民主的模式，通过踏上这条道路，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和对政治的想象将可能迎来 一个崭新的可能。

印度的学者持有如此价值观，并成为印度思想界的主流，并非偶然，而是经历过对自身历史的漫长反思，并最终成为一种集体视野。主张改革的总理辛格有一段著名的讲话，认为英国给印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历史渐渐远去，我们现在可以以一种公正客观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为印度总理的我，有必要对大家说一句，英国也给印度留下了有益的影响。英 国在印度这片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留下了法制观念、宪政政府、自由的媒体、专业的市民服务、现代大学、研究机构和各种实验室。"[4]

经济学家梅格纳德•德赛是中印比较学的专家，他甚至认为，"英语也是英国留给印度的一大财富，英语使印度能更加便利地进入全球市场"。[5]

事实上，正如大多数中国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样，印度也有人将印度的衰落归罪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掠夺。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问题， 印度现代史曾经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一个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权威机构，认为英国的确使印度更加贫困了，他们的论据来自马克思。

"印度历史上曾经接二连三遭受过的内战、侵扰、革命、征服、饥荒等等，无论有多么惨烈、频繁和具有摧毁性，但都没有从本质上动摇过印度。唯有英国的侵略摧毁了印度的社会，扰乱了国家的结构。英国人打碎了印度的旧社会，却没有帮助其建立一个新社会，这导致了如今印度人民的苦难和境遇，也使印度人失去了 与他们古老传统和历史的联系"。[6]
这样的批判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不过印度人比我们幸运的是，他们还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英国不一定就阻碍了印度的工业化，是工业革命而不是英国使成千上万的手工织工失去了工作。重要的是，将印度变成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7]

我们认为，这种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正是印度人的伟大之所在。现在印度人普遍认为，当欧洲朝着工业革新的道路迈进，印度在技术革新方面一片茫然，数世纪都没有重大的进步。印度学者拉尔很坚决地认为，除了那些民族主义圣徒之外，我在中世纪的印度找不到自发的技术革新愿望，尽管说印度的发展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压制，但事实上正是英国的庇护，才使得印度成为第三世界的革新驱动之一。[8]

绕不开的"李约瑟之谜"

如果把拉尔的话置放在中国历史背景下思考，应该是有意义的。不过这样的观点可能会遭到猛烈的批判，并有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

但是，拉尔从技术革新着眼研究印度问题，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存在某种类似之处。李约瑟是久负盛名的汉学家，他的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产生于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

第一种解释是中国技术进步的特征。中国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但之后就少有进步了。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的滴漏钟在当时非常先进，完全可以进 一步发挥为机械钟，但结果却是欧洲人抢得先机，并将这种技术垄断了300多年。有人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对技术没有迫切要求，不愿意承认西方科技 的先进性，只把这些机器当成普通的玩具。火药的用途正是如此，当西方人把火药压缩成球状，形成极大破坏力的时候，中国仅仅把火药做成了鞭炮。

第二种解释认为当时中国本应该进一步发展技术时，却突然止步了。显著的例子是，中国制造了气派的"大宝船"，并远航，但目的却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 了显耀国威。这样的"面子工程"持续上演，最后造成了财政危机，因此政府不得不取消经费，终止船舶研究和航运研究，并禁止国人与国外进行任何贸易往来。如 此，贸易禁令和技术停滞互为因果，最终导致了国力的衰败。

从文化方面找原因，也是一个不错的路径。很多学者强调，中国的"儒学"排斥科学，强调内省、感悟以及主观感受，这种文化哲学对科学的影响几乎是灾难性的，这正是中国现代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也是17世纪以后中国人强烈抵制西方科学精神的深层原因。

相比之下，最有影响力的分析来自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统治特点的怀疑。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的权力越大，个人的主动性就越小。几乎在几千年时间内，中国王朝统治使得民众不能发挥个人创造性，思想家的活动会被认为扰乱主流意识形态，科学家的活动会被认为破坏了祖宗律法，而商人的活动则被认为不利于政府的有效管治。法国人艾迪安•巴拉日发现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不仅不允许违反和损害政府利益的事情发生，而且强制灌输'存在就是合理'的思想。墨守成规，传统至上和不求进取的氛围扼杀了革新创造，由于没有自由环境，也没有人提倡和支持主动精神。"[9]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李约瑟之谜"提到的诸多解释，我们今天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对此我保留谨慎的悲观。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体系必然要阻碍技术的交易和提升；一个致力于大政府建设，倾向于重商主义建设的时代，必然要为政府管理的高昂成本付出代价，而开放的、透明的市场年体系本来是可以节约 成本的；文化的盲目自尊、观念上的假想敌思维仍然在进行，我们似乎永远陷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二元对立中，殊不知多元共融才是全球化时代的主题；而一个 没有言说自由、没有迁徙自由、没有居住自由、没有选举自由的国家，他的人民怎么可能突然在一夜之间就拥有无限的思想创造力？

英国人卢斯显然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其著作《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10]中，花了不少的篇幅来叙述一个年仅10岁的印度小男孩满 脑子的问题和他不倦的怀疑。这个可爱的印度男孩用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在火车上与卢斯进行智力游戏，即便这样的游戏已经影响到了别人的睡眠，也不能停止。 此情此景，与中国无数的乖孩子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相信卢斯不舍昼夜地和小男孩交谈，不吝篇幅的加以描述，是在向他的读者暗示，印度未来的希望，就在这 些对世界充满了质问的孩子身上。他有可能是未来的泰戈尔，也有可能是下一个阿玛蒂亚•森。而那些对自由思想加以钳制的国家，它的人民，即使再过100年， 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1]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印)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著，田立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2]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第69页。
[3] 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09月02日。
[4] 曼莫汉•辛格：2005年7月牛津大学学位授予仪式致辞。
[5] 《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第23页。
[6] 卡尔•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1853年6月25日。
[7] 古尔恰兰•达斯：《无限的印度：从独立时期到全球化信息时代》，Profile Books 出版公司，第66-67页。
[8] 《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第21页。
[9] 艾蒂安•巴拉日：《中华文明及其官僚体制》，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68年出版，第22-23页。
[10]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英)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著，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

苏小和：郎咸平胡说印度
（苏小和—财经专家）

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

"文革"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甚至堂堂宪法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取这一惨痛教训，改革三十年既是经济改革的三十年，也是法制建设突飞猛进的三十年，法律条文迄今大致完备，无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惟此，今年"两会"中，吴邦国委员长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如何从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转型，即如何从法制向法治转型，则是新时期朝野达成共识的攻坚目标。

这一新时期的重点，已经是以法律规范公权力。以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权。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法治思想的交锋也变得复杂起来，也有一些不和谐音符。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就跟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侧目，也令人深感向法治转型的艰难。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只是一时口误，但表现出的某些官员的潜意识，则令人担忧。它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的法律体系只是一个口号和装饰品，可以选择性适用。政府需要法律时，法律就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觉得法律碍手碍脚时，可以弃如敝屣。即法律是单向的，只用来约束百姓，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权力的。如果这样把法律道具化，显然，当事人眼里的法律已无任何神圣性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任何敬畏，而只有功利性地利用法律。

这也就不难理解，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在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的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近日呼吁："要真正让官员 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同样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抛弃的人治观念。善法之治中的法治，法治就不再是手段，而是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人也无法抛弃的生活方法。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一句话，只有当对法律的信仰能够深入官员的骨髓，能够在官员心中生根，法治才可能在我们国家生根，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法律必须神圣，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即便是罪犯，其基本权利我们的国家法律也是一体保护的。即使追究其刑责，也是依照法律框架进行的；追究的工具、保护的工具，都是已经设定的法律，而不是让相关法律靠边站。一种 行为，只要是符合法律的，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都不能用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法治是否真的倒退，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倒退，则是事实。不止是无视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两会"宏旨而扬言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是冲口而出：诸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诸如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诸如"与政府作对就是恶"，诸如"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了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前途是光明的，但现实也是严峻的。要想把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治，要想向法治体系顺利转型，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是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的确如周光权委员所称，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才能让整个国家按规则有序地运行，也才能让每个人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法治国家，法律至上，刘少奇主席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
作者: 陈有西―《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

末日恐慌？大陆惊现“西藏诺亚方舟”售票

末日恐慌？大陆惊现"西藏诺亚方舟"售票

[就算有建也是中共高层秘密建的，要是公开了谁还会相信他是无神论的邪教组织！！那不就跟李洪志的法轮功没什么区别了吗？]

 

【大纪元2011年03月19日讯】（新唐人记者王子琦综合报导）大陆末日恐慌潮此伏彼起，18日，各地纷纷掀起民众抢盐潮，大批超市出现"无盐"以对局面。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天微博上惊现"西藏诺亚方舟船票在售"的消息，联系人建议有意者明年（2012年）年初卖楼卖车筹钱，票价约每人100万元，目前已经可以开始订票。有评论认为，只有提升自身道德，才能真正的避免灾难。

据香港《明报》报导，新浪微博上惊现"西藏诺亚方舟船票售票"的信息，在Google地图上也有标记。

"售票"联系人在电话中称，中共正在建造"诺亚方舟"，但仅限社会顶尖人士，船票高达10亿元人民币。而他们所筹备的，则是帮助普通人"逃离"的公益计划，费用约每人100万元，并将在明年4、5月出发。

联系人称，"诺亚方舟"计划将会在内蒙古、东北一带出发，走陆路带领众人到地势高的安全山洞，理想的目的地要能防水、防火山、不怕地震。他说，届时会有300米海啸，淹没广东和广西。

联系人表示，现在已经开始接受订位，但具体价钱有待确定，明年再交付。他还建议参加者明年初可以卖车、卖楼来筹钱。

社会诚信体系崩塌结出的"恶之花"

对于"西藏诺亚方舟" 售票一事，上海社科院心理学教授张洁海预计，时间越接近2012年，特别是当再出现大规模天灾时，同类"世界末日"信息会愈来愈多。

张洁海表示，危机事件会令人决策品质下降，较易轻信传言，导致人产生焦虑，为缓解焦虑去选择做一些事情，加之政府公信力不够等因素推波助澜。

但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石述思文章称，政府部门公信力的缺失，这已是老毛病了，但追究深层原因，是公众焦虑感和缺乏安全感的集体释放。在这个社会中，情感缺失，信仰迷失，价值混乱，制度滞后，利益分割，难有共识，于是大难临头，难免人人自危，进而各自为战。

文章指出，在人与人信任成本高得惊人的前提下，面对劫难，不信任任何别人组织，完全依赖自身力量生产自救便成了普遍选择。 "这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崩塌结出的恶之花。"

2012方舟船票网上热卖 票价一元 网友抢购

早在2010年7月，网上就出现了一个"出售2012中国方舟船票"的帖子。网友"最初的那一夜"在网上发表了一则帖子，称"代理2012中国方舟船票，只有少量存货，预购从速。"并将一张蓝色的票样发布出来。

该网友称，此票价价值人民币10亿元，额外缴纳1元手续费，1元税务费和1元燃油补贴费。船票特惠价一元钱一张，网友纷纷"抢购"，有人一次就拍了几百张，以至"售票者"不得不在网上申明：一人最多只能带老婆（老公）+1个孩子+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不准捎带小蜜二奶之类。

很多网友抱着娱乐的态度购买。　

网友"灰太郎的美羊羊"开玩笑地说："其实大家都是抱着娱乐的心态来看待船票的事……积极面对明天，认真生活，才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方舟，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关于"诺亚方舟"的种种传说

随着电影《2012》的上映，加剧了人们对末日预言的关注。而不久前的日本大地震所呈现的恐怖场景与电影《2012年》的某些镜头不谋而合，这不得不让人们再次联想到了关于2012年人类灾难的说法。网上也不断传来有关"诺亚方舟"的消息。

此前，网上就曾出现"深蓝儿童破解2012世界末日预言"的消息，其中预言"2010年末，全球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社会舆论原因为诺亚方舟的建造。传言真正的建造地并不在中国，而是在俄罗斯。但中国除了上海外，也纷纷在各地秘密建立庇护所，其中拉萨将会有大量飞机进出，社会舆论将方舟的建造地又转向拉萨。"

2010年4月28日，一支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索队在北京宣布，他们日前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海拔超过4千米处发现了诺亚方舟遗迹，探险队成员在接受专访时称，可以99.9%的肯定，遗迹可溯至4,800年前，这个时间也正是《圣经》中所提到的诺亚方舟的年代。

文章"我们的'诺亚方舟'在哪里？"评论指出：诺亚方舟建造的根本原因就是上帝要毁灭充满了罪恶的人类，而将遵"义"而行、正直的诺亚一家留下开创新的世界。而"真善忍"的原理则使得亿万人身心得到净化和提升，只有真正提升人类道德，才能登上人们梦寐以求的拯救自己的"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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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现在起开始吃昆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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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青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食物，特别是肉食时发现已经没什么食物可吃了：吃牛肉有疯牛病，吃鸡肉有禽流感，猪肉有二恶英，养殖的鱼虾里不是含激素就是含抗菌素。再说，吃肉对心血管不好，会得"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急，科学家已为我们找到新的肉食，那就是昆虫。

法国世界报昨天刊出了一篇报道，荷兰一个科学家小组最近公布一项研究成果，吃昆虫百利无一害。报告指出，首先昆虫的味道不错，此外，昆虫又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却没有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益。第三，吃昆虫对地球生态还有不少好处，可以减少碳排放。荷兰科学家在报告中信心满满地说，不久的将来，昆虫一定会取代肉类进入人类的餐盘中。这份报告指出，今后有一天，当我们吃一份牛肉汉堡包将会花销120欧元时，大家就会争着购买一份昆虫汉堡包，价格仅12欧元。到那个时候，吃昆虫的人会越来越多，超过吃肉的人。
然而，怎么才能改变人们的食肉习惯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领导这项研究的荷兰瓦根宁根（Wageningen）大学昆虫系主任，著名生态学家狄克（Marcel Dicke）对记者说，首先要培养西方人的新的饮食习惯，改变传统的饮食习惯。如何改变呢，除了做一些宣传外，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比如将昆虫夹在巧克力蛋糕里面，或者做成昆虫馅饼，把昆虫做得更好吃一些。狄克的实验室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他们请来一些大学生来尝试他们做的巧克力昆虫蛋糕和各种昆虫馅饼等。女大学生，冯.多尔就是参与实验的两百名大学生中的一员。她在品尝了一块昆虫巧克力蛋糕后，对记者说，有点榛子味道，不难吃。除了巧克力蛋糕外，还有蚂蚱春卷，毛毛虫馅饼，蚂蚁包子。狄克说，现在关键要改变人们以前的一些错误看法，很多人认为昆虫太脏，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人类必须学会以昆虫替代哺乳类动物为食物。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吃昆虫的好处外，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百年后，人类不得不吃昆虫了，因为，地球人口如果到了一百亿人，地球上的动物根本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养殖也无济于事，因为养殖也养不起，饲料太贵，没有牧场，养殖成本太高。因此与其到那个时候不得已地去吃昆虫，还不如现在开始培养吃昆虫的习惯。
世界报报道指出，根据联合国粮农署的报告；2050年，地球人口将达到90亿。现在地球的可耕地的面积已经在逐年减少，到了2050年，可耕地将越来越少，而人口却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吃肉，连吃粮食都是个问题。我们除了吃昆虫外还有别的选择吗？粮农组织指出，种植十公斤蔬菜的成本可以生产六到八公斤的昆虫，而只能生产一公斤的肉类。而吃昆虫对人体带来的各种蛋白质和热量可与吃肉一比。狄克呼吁人们从现在起开始吃昆虫，他说，我们现在开始每年吃上五百克的昆虫，把这些昆虫和一些果酱混在一起夹在面包里面吃，时间长了我们就慢慢习惯吃昆虫了。狄克说，其实其它国家的人早就习惯吃昆虫，如墨西哥人每年要吃下去五百种昆虫，非洲人吃250种昆虫，中国人吃180种昆虫。西方人以前常常嘲笑他们野蛮，现在才知道其实吃昆虫的好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