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恐慌？大陆惊现“西藏诺亚方舟”售票

末日恐慌？大陆惊现"西藏诺亚方舟"售票

[就算有建也是中共高层秘密建的，要是公开了谁还会相信他是无神论的邪教组织！！那不就跟李洪志的法轮功没什么区别了吗？]

 

【大纪元2011年03月19日讯】（新唐人记者王子琦综合报导）大陆末日恐慌潮此伏彼起，18日，各地纷纷掀起民众抢盐潮，大批超市出现"无盐"以对局面。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天微博上惊现"西藏诺亚方舟船票在售"的消息，联系人建议有意者明年（2012年）年初卖楼卖车筹钱，票价约每人100万元，目前已经可以开始订票。有评论认为，只有提升自身道德，才能真正的避免灾难。

据香港《明报》报导，新浪微博上惊现"西藏诺亚方舟船票售票"的信息，在Google地图上也有标记。

"售票"联系人在电话中称，中共正在建造"诺亚方舟"，但仅限社会顶尖人士，船票高达10亿元人民币。而他们所筹备的，则是帮助普通人"逃离"的公益计划，费用约每人100万元，并将在明年4、5月出发。

联系人称，"诺亚方舟"计划将会在内蒙古、东北一带出发，走陆路带领众人到地势高的安全山洞，理想的目的地要能防水、防火山、不怕地震。他说，届时会有300米海啸，淹没广东和广西。

联系人表示，现在已经开始接受订位，但具体价钱有待确定，明年再交付。他还建议参加者明年初可以卖车、卖楼来筹钱。

社会诚信体系崩塌结出的"恶之花"

对于"西藏诺亚方舟" 售票一事，上海社科院心理学教授张洁海预计，时间越接近2012年，特别是当再出现大规模天灾时，同类"世界末日"信息会愈来愈多。

张洁海表示，危机事件会令人决策品质下降，较易轻信传言，导致人产生焦虑，为缓解焦虑去选择做一些事情，加之政府公信力不够等因素推波助澜。

但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石述思文章称，政府部门公信力的缺失，这已是老毛病了，但追究深层原因，是公众焦虑感和缺乏安全感的集体释放。在这个社会中，情感缺失，信仰迷失，价值混乱，制度滞后，利益分割，难有共识，于是大难临头，难免人人自危，进而各自为战。

文章指出，在人与人信任成本高得惊人的前提下，面对劫难，不信任任何别人组织，完全依赖自身力量生产自救便成了普遍选择。 "这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崩塌结出的恶之花。"

2012方舟船票网上热卖 票价一元 网友抢购

早在2010年7月，网上就出现了一个"出售2012中国方舟船票"的帖子。网友"最初的那一夜"在网上发表了一则帖子，称"代理2012中国方舟船票，只有少量存货，预购从速。"并将一张蓝色的票样发布出来。

该网友称，此票价价值人民币10亿元，额外缴纳1元手续费，1元税务费和1元燃油补贴费。船票特惠价一元钱一张，网友纷纷"抢购"，有人一次就拍了几百张，以至"售票者"不得不在网上申明：一人最多只能带老婆（老公）+1个孩子+父亲+母亲+岳父（公公）+岳母（婆婆），不准捎带小蜜二奶之类。

很多网友抱着娱乐的态度购买。　

网友"灰太郎的美羊羊"开玩笑地说："其实大家都是抱着娱乐的心态来看待船票的事……积极面对明天，认真生活，才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方舟，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关于"诺亚方舟"的种种传说

随着电影《2012》的上映，加剧了人们对末日预言的关注。而不久前的日本大地震所呈现的恐怖场景与电影《2012年》的某些镜头不谋而合，这不得不让人们再次联想到了关于2012年人类灾难的说法。网上也不断传来有关"诺亚方舟"的消息。

此前，网上就曾出现"深蓝儿童破解2012世界末日预言"的消息，其中预言"2010年末，全球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社会舆论原因为诺亚方舟的建造。传言真正的建造地并不在中国，而是在俄罗斯。但中国除了上海外，也纷纷在各地秘密建立庇护所，其中拉萨将会有大量飞机进出，社会舆论将方舟的建造地又转向拉萨。"

2010年4月28日，一支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索队在北京宣布，他们日前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海拔超过4千米处发现了诺亚方舟遗迹，探险队成员在接受专访时称，可以99.9%的肯定，遗迹可溯至4,800年前，这个时间也正是《圣经》中所提到的诺亚方舟的年代。

文章"我们的'诺亚方舟'在哪里？"评论指出：诺亚方舟建造的根本原因就是上帝要毁灭充满了罪恶的人类，而将遵"义"而行、正直的诺亚一家留下开创新的世界。而"真善忍"的原理则使得亿万人身心得到净化和提升，只有真正提升人类道德，才能登上人们梦寐以求的拯救自己的"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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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现在起开始吃昆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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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青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食物，特别是肉食时发现已经没什么食物可吃了：吃牛肉有疯牛病，吃鸡肉有禽流感，猪肉有二恶英，养殖的鱼虾里不是含激素就是含抗菌素。再说，吃肉对心血管不好，会得"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急，科学家已为我们找到新的肉食，那就是昆虫。

法国世界报昨天刊出了一篇报道，荷兰一个科学家小组最近公布一项研究成果，吃昆虫百利无一害。报告指出，首先昆虫的味道不错，此外，昆虫又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却没有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益。第三，吃昆虫对地球生态还有不少好处，可以减少碳排放。荷兰科学家在报告中信心满满地说，不久的将来，昆虫一定会取代肉类进入人类的餐盘中。这份报告指出，今后有一天，当我们吃一份牛肉汉堡包将会花销120欧元时，大家就会争着购买一份昆虫汉堡包，价格仅12欧元。到那个时候，吃昆虫的人会越来越多，超过吃肉的人。
然而，怎么才能改变人们的食肉习惯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领导这项研究的荷兰瓦根宁根（Wageningen）大学昆虫系主任，著名生态学家狄克（Marcel Dicke）对记者说，首先要培养西方人的新的饮食习惯，改变传统的饮食习惯。如何改变呢，除了做一些宣传外，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比如将昆虫夹在巧克力蛋糕里面，或者做成昆虫馅饼，把昆虫做得更好吃一些。狄克的实验室就开始了这项工作。他们请来一些大学生来尝试他们做的巧克力昆虫蛋糕和各种昆虫馅饼等。女大学生，冯.多尔就是参与实验的两百名大学生中的一员。她在品尝了一块昆虫巧克力蛋糕后，对记者说，有点榛子味道，不难吃。除了巧克力蛋糕外，还有蚂蚱春卷，毛毛虫馅饼，蚂蚁包子。狄克说，现在关键要改变人们以前的一些错误看法，很多人认为昆虫太脏，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人类必须学会以昆虫替代哺乳类动物为食物。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吃昆虫的好处外，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百年后，人类不得不吃昆虫了，因为，地球人口如果到了一百亿人，地球上的动物根本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养殖也无济于事，因为养殖也养不起，饲料太贵，没有牧场，养殖成本太高。因此与其到那个时候不得已地去吃昆虫，还不如现在开始培养吃昆虫的习惯。
世界报报道指出，根据联合国粮农署的报告；2050年，地球人口将达到90亿。现在地球的可耕地的面积已经在逐年减少，到了2050年，可耕地将越来越少，而人口却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吃肉，连吃粮食都是个问题。我们除了吃昆虫外还有别的选择吗？粮农组织指出，种植十公斤蔬菜的成本可以生产六到八公斤的昆虫，而只能生产一公斤的肉类。而吃昆虫对人体带来的各种蛋白质和热量可与吃肉一比。狄克呼吁人们从现在起开始吃昆虫，他说，我们现在开始每年吃上五百克的昆虫，把这些昆虫和一些果酱混在一起夹在面包里面吃，时间长了我们就慢慢习惯吃昆虫了。狄克说，其实其它国家的人早就习惯吃昆虫，如墨西哥人每年要吃下去五百种昆虫，非洲人吃250种昆虫，中国人吃180种昆虫。西方人以前常常嘲笑他们野蛮，现在才知道其实吃昆虫的好处很多。

埃及解放广场起义与北京共识

今天出版的『世界报』在国际版发表阿兰•弗拉商的关于北京共识与威权统治国家的关系的长篇分析。作者认为，在有关全球化的论坛上，从现在起将明确的区分两个时代：埃及解放广场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作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顺序的参照，这里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纪大战：那就是"北京共识"引发出的有关发展模式的争论。

作者写到，几年以来，到处似乎都在如饥似渴地庆祝被称之为"北京共识"的模式。这一风雅的表述描述的是那种主张把资本主义和一党专制结合的政体，它对南方国家似乎成了双赢的手段：经济与社会发展起飞，并且融入到全球一体化经济当中。而这个榜样来自本周正式当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尽管中国人自己尽量避免鼓吹这一模式，"北京共识"的追随者不断。
 

作者指出，普京就是一个不作声但从这一共识中吸取灵感的人，这一模式也在诱惑着众多的非洲国家。它吸引了伊朗内贾德政权、亚洲及其它一些国家 也在模仿。这一怎么都会赢的方程源自出了名的中国组合：经济自由与威权统治。人们原以为这一组合在埃及也会行得通，至少在尼罗河畔，在解放广场的伟大革命突然爆发之前，人们是相信的。
 

作者接着写道："北京共识"并未首先在南方国家推销，奇怪的是这一模式却在美国、在欧洲找到了知音。他们想象这将会主宰本世纪。这一概念是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提出的一个与八十年代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对立的说法。"华盛顿共识"主张政府统治更加民主，实施贸易自由，全球资本与物品自由流通等政策等等。
 

在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后，"北京共识"渐渐赢得了合法性。中国显示出自己是美国的经济上的并且很快还将是军事上的对手，而且还是意识形态的对手：它有它的政治软实力—它的吸引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似乎击败了"华盛顿共识"，它好像比西方的民主体制更能适应生存，它挡住了其对手招惹的2008至2009的经济危机。如果把"北京共识"转放到埃及身上，就可以这样陈述：资本主义外加秘密警察。
 

威权主义服务于资本主义，在这里，国家继续是一个对抗民主和西方式自由经济的决定性的角色。在这一意识形态的竞赛中，总能找到一个与自己国家对抗的美国人出来宣布美国的衰落。我们这里指的是斯蒂凡•哈珀。这位后来变成牛津大学教授的前外交官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引导21世纪』的书，书里提出的中心论据是，中国证实了把一党专制体制与没有公众自由的自由经营结合起来，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替换美国式的公民选举政府的体制。
 

一年以后，埃及解放广场的青年人打乱了哈珀教授和其他人作出的这一保证。埃及青年大声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点都不能肯定"北京模式"就是一种灵丹妙药，一点都不能肯定采取"北京共识"就能永远保证政治稳定，更不能肯定的是政治威权主义有利于经济发展，能使得人民生活得幸福。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独裁的局限就在这里。
 

作者写到：公正和坦诚要求我们指出，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到处宣传他们的模式。他们出口产品和服务，但并未出口思想。同样公正的是，我们应该警惕把两个很不同的国家—中国和埃及放到一起做比较。但仍然有点不正常的是，中国的媒体对埃及解放广场的民众的造反给予了极少的报道：当局禁止媒体刊登除了新华社通稿以外的其他的消息来源；当局还严厉封锁网络。好像埃及的青年人在北京眼中都是具有颠覆性的信使。
 

『世界报』的文章最后写到：在另外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制政体—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媒体却要自由得多。俄罗斯媒体对埃及解放广场投注的目光也是非常热烈的。比如『莫斯科时报』在社论中指出："尽管政治分析家们去年有关西方民主模式影响式微而类似中国的专制模式正在赢得地盘的争吵很热闹，历史并未站在专制一边。因为专制从本质上而言缺乏合法性，因此是不稳定的"。
 

『莫斯科时报』进而写道："2005年退休人员的示威和一年前在加里宁格勒发生的示威游行是向普京统治集团敲响的第一个警钟。但愿克里姆林宫集团在完全来不及之前，能够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中吸取正确的教训"。『莫斯科时报』感叹道，可惜"克里姆林宫还相信，俄罗人能够永远容忍肌饿、贪腐以及政府的野蛮镇压"。难道就像穆巴拉克心目中想象的埃及人民一样？

 

难道我们的政府只敢对老百姓挥舞拳头？！

三名法国记者2011年2月15日试图接近被软禁在山东省东师古村的律师、维权人士陈光诚住所时，遭到暴力驱逐。《世界报》记者Brice Pedrolett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Stéphane Lagarde、 周刊《新观察者》记者Ursula Gauthier尝试和陈光诚联系时，十几名自称隶属"村维持秩序大队"的壮汉粗暴驱赶三名记者，并试图没收并破坏记者们的装备。

2月14日，两名美国日报《纽约时报》记者遭强制离开座车，设备被砸毁。

无国界记者谴责这种针对记者的野蛮行为，并强烈抗议当局在陈光诚出狱后强迫其与外界隔离的做法。无国界记者呼吁中国政府立刻停止这种迫害陈光诚及其家人、支持者的非法行为。

因为调查强制堕胎、绝育事件，陈光诚在2006年6月21日被捕，同年8月被判四年零三个月徒刑，而且在服刑期间遭受虐待。刑满释放后，从2010年9月9日开始被软禁在家。最近，陈光诚和妻子发布了一段视频，揭露遭受长期监视的真相，因此遭到毒打。

http://www.rsf-chinese.org/spip.php?article606

盲人律师陈光诚遭软禁的视频在外界披露后，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但由此也招致当局的害怕，封锁消息，试图堵住所有的来访者，结果使得陈光诚律师所在的村子变成一座人人望而生畏的碉堡。不过，越是这样，以报道新闻为天职的记者越有责任知道内情，惹祸上身似乎就难以避免了。本国记者被虐待的消息早已不是新闻，现在，外国记者也遭到了野蛮粗暴的对待。

"中国人权"组织称，帮助穷人打官司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一段偷偷辗转至外间的视频上揭露自己在狱中备受折磨的情况后，上周遭到中国警方的毒打。

陈光诚作为一名盲人维权律师，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为他人辩护，说了几句实话，不幸落入监狱，这件事本来一直就受到外界广泛的揭露。陈光诚出狱后，还一直受到软禁，外人很难接近，陈光诚再遭虐待的视频终于再次凝聚了世人的关心。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海外媒体就鼓足勇气，到陈光诚的家乡—山东省的一座因陈光诚律师而闻名的村子东石鼓村调查，结果遭到了野蛮对待。

遭到野蛮对待的法国记者分别来自法国『世界报』、法国『新观察』杂志、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世界报』记者佩德洛蒂对法新社说："在陈光诚住的屋子旁边，我们被毫不客气地推开。他们刚开始6个人，后来又来了十几个，个个身强力壮"。

本台法语部记者拉加德说：山东省政府把陈光诚这件事看作是一起政治事件，看得很严重。邓律师告诉他们，地方政府专门从附近村子雇来了六十几个农民来看守陈光诚，监视他家的周围。每天给每个看守的人发100元人民币，这对当地的农民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拉加德说，村子看守得一直很严密，但二月十三号那天，下了一点雪，看守似乎放松了一点，拉加德和几名法国记者才靠进了陈光诚的房子。但是，没想到，这时就冲出来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后来很快增加到十几个。拉加德说："我的采访录音机被他们夺走，他们还抢了我的记者证"。拉加德后来要回了录音机，但他们抽走了机器里面的记忆卡。而且，一位农民模样的人拿起一块砖头威胁他。不过，拉加德表示，他们三位法国记者都没有挨打。

另外一位『新观察』的记者戈蒂埃女士也表示"遭到了推搡"，"他们试着要抢走我的工作背包"。"他们说他们是村子里维持秩序的"。她的印象是，这些威胁他们的人咄咄逼人和好斗。
拉加德在北京向我们发来了一条消息，讲述他在陈光诚所在的东石鼓村时看到的情景：村子里的人都很紧张，他们窃窃私语，说陈光诚被看起来了。

拉加德也发现，尽管如此，有些村民开始慢慢说起陈光诚的事来，哪怕很紧张，很害怕：他们说的大概意思是：陈光诚被人看着，无法出来，他的家属也被看着，也无法出来。一个农民感叹说：没法说，有理也说不清。

2月13日那天，本台记者拉加德和另外两名法国记者的汽车也被看守陈光诚的人翻了个够，他们还洗掉了他们的一部手机里的资料。

回到北京后，三名记者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他们抗议人身遭到侵犯和工作权利遭到侵犯。至于中国外交部如何反应，目前还不得而知。

遭到这种待遇的不光是法国记者，『纽约时报』的几名记者也在陈光诚所在的村庄遭到了这些被法新社称之为"民兵"的人的野蛮待遇。

该报发言人证实他们的两名记者这个星期一在陈光诚家旁边遇到了问题，但没有提供细节。不过一些同行表示，『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当时被野蛮地从汽车里拖了出去，他们的部分采访工具也遭到破坏。『纽约时报』发言人说："我们的记者和摄影师安然脱险"。

这么多的记者遭到攻击，山东警方却否认出过事。一名当地警方的陈姓负责人对法新社说："警方根本不可能雇人去攻击记者，记者想采访尽管自由地去就行了"。

总部位于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说：最近几周，一些试图与陈光诚接触的中国记者，人身受到了侵犯。

法学者：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核心价值是尊严和正义

突尼斯民众的抗议运动推翻了本－阿里政权。突尼斯革命的成功鼓舞了埃及民众赶走穆巴拉克政权的决心，也在更大范围吸引了其他国家期盼反抗独裁政权的民众的极大关注。突尼斯和埃及政府此前推动经济发展的努力为什么没能阻止革命的爆发？民众何以如此坚决地要赶走独裁者？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是否显示出先经济后政治模式的局限？是否否定了特殊文化和宗教传统不适于民主价值的理论？我们带着这些问题，电话采访了法兰西学院教授、阿拉伯世界当代史系主任亨利－劳伦斯先生。

法广：突尼斯和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两个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的国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和日常生活的改善都没能阻止这样的抗议活动发生呢？

亨利-劳伦斯：首先，是贫富差距。平民百姓只分享到了很小一部分经济增长的收益。在这两个国家，贫富差距都非常大。近几年，平民百姓的生活当然也随着经济增长而有所改善―这一点可以从经济发展指数上看出来，但是，大部分人的生活仍然十分贫穷，尤其是在埃及。他们的人均收入每天不足两美元。

另外，这个地区的一个凸出特点是中产阶级不能有中产阶级的生活。就是说，有些人有手机，习惯使用网络，使用脸书，有这些中产阶层生活的外在符号，但事实上他们在经济上并没有中产阶级的生活：失业，生活不稳定，等等。因为，只食物开支这一项就相当于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五十。还有失业，可能还要靠家里人贴补，等等。

法广：无论是突尼斯的本-阿里，还是埃及的穆巴拉克都试图通过具体的措施来安抚民众。穆巴拉克政府在承诺改革、修宪之外，还提出要全面提高工资百分之十五。但这些措施都没能化解民众的愤怒。他们要求的显然不仅仅是改善每天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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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劳伦斯：总的来说，想改善每天收入不足两美元的人的生活也是很难的。他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品的价格，但这些国家食品大部分依赖进口，所以食品的价格也随着全球价格的提高而攀升，政府不能长期执行补贴政策，因为财政赤字也将随着攀升。

但是，在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活动中，核心要求是尊严，对尊严的要求可能还超过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再不想忍受日常生活中种种烦恼，不想再忍受警察的侵犯和暴力，不想再忍受迫害。这些在他们的要求中可能比言论自由更重要。

法广：在您看来，突尼斯此前的革命和埃及正在发生的革命中，我们可以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亨利-劳伦斯：现在谈教训还为时太早。因为运动还在继续。目前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些运动既建立在对尊严的追求上，也建立在民众对政权的愤怒上。他们向国家领导人喊出的口号是"滚蛋"，是我们不想再看到你们，你们已经统治了二十年，三十年，专制，独裁，还有极度腐败—尤其是在突尼斯。这是一种是对政权的排斥，几乎是发自肺腑的排斥。

当然，运动现在开始形成政治要求，开始组织政治力量，等等。但首先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尊严和愤怒。

法广：最近二三十年，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种理论，就是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自由民主就自然会有了。从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革命来看，您是否也这样认为？

亨利-劳伦斯：无论从哪个角度，民主大国印度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度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印度自独立后维持了民主制度，然后，因地制宜，根据印度的社会现实调整。

此外，阿拉伯地区的社会综合指数与民主价值并不矛盾，这里的扫盲工作持续推进，也有一个中产阶级。其实，情况与当年拉美国家很相似。阿拉伯国家和三、四十年前的拉美国家各种社会综合指数情况相仿，也都有专制政权，有警察国家。而如今，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进入民主体制。所以，很可能阿拉伯国家、至少一部分阿拉伯国家会追随拉美国家的榜样。

法广：但是，这种对更多民主、更大自由的追求是不是也来自经济发展的水平呢？

亨利-劳伦斯：不一定。印度的例子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也同样可以有民主体制。在突尼斯和埃及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因素是最新通讯手段：因特网、脸书、卫星电视……，国家不再独揽信息和信息传播。

法广：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是不是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先经济后政治的中国模式开始走向尽头？

亨利－劳伦斯：其实，这些体制自九十年代起就受到很大压力，开始选择民主形式。为适应形势，专制政权选择了一些实用的所谓民主花样，比如选举，比如媒体，但所有这些都被政权掺假、操纵。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２００５年的选举。那次选举相对自由，也有反动派代表获选进入议会。但是，最新的选举（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则完全受到当局的操纵，执政党几乎获得了全部议席，完全不能反映社会现实。但重要的是，最近十到二十年，这些国家就已经有选举，哪怕这些选举被当局操纵。

法广：还有一种说法是民主是西方价值，不适合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等国也提出过亚洲价值观。文化和宗教传统与民主价值的关系是否也会是相互矛盾的？

亨利－劳伦斯：这个地区，尤其是埃及，曾经有过一段即使难说是民主，但至少是自由的历史。埃及在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５２年间曾经有过多党制的体制，有选举，有多数党，有反对党，等等，尽管这些当时还比较混乱。伊斯兰本身也不禁止出现有反对党的开放体制。宗教与民主的关系中的问题是有人可能把宗教理论用于政治目的，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另外，涉及宗教问题时，会有很大的言论自由限制，任何抗议的声音都会被看作是亵渎、攻击、破坏伊斯兰教。在这种时候，的确不可能有像在西方国家一样的自由讨论。但除此之外，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纲领的政治力量竞争在这些社会是完全可行的。

法广：突尼斯和埃及民众要求民主之际，西方国家正开始对自己的民主价值产生某种怀疑。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国家和他们的民主价值处境微妙？

亨利－劳伦斯：不是。西方习惯于支持一些独裁政权，因为这些政权当时被看作是阻挡共产主义、阻挡伊斯兰激进势力、打击恐怖主义等等的防线。这些独裁政权完全被纳入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但是，西方国家还是很高兴看到有民主的国家，即使这些国家可能不像独裁国家那样好操纵。比如，美国就对临近的拉美国家的民主进程表示欢迎，但在对美政策上，民主的拉美国家比那些军事独裁政权有更大的独立性。

法广：面对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有人担心伊斯兰激进势力会乘机卷土重来。这种危险是否确实存在？

亨利-劳伦斯：现在评论还为时太早。因为此前的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在突尼斯革命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在埃及也只扮演了次要角色。无论是在突尼斯，还是在埃及，抗议运动都不是由伊斯兰激进势力领导的。有些伊斯兰激进团体的活动人士参加了抗议运动，但是伊斯兰激进势力并没有作为团体站在第一线组织这些运动。运动的口号也没有激进伊斯兰色彩，这和伊朗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不同。

至于以后运动会如何发展，现在还很难说。运动本身不是以宗教宿求为基础的，这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宗教宿求的政治力量形成？很多人想到土耳其模式。也就是形成道德品行保守，但接受民主体制运作规则、政党运作规则的伊斯兰信仰政党。穆斯林兄弟会是否有能力实现这种转变？有人回答是肯定的，但也有人认为不可能，即使在穆斯林兄弟会内部，意见也不一致。

法广：也就是说，埃及不太可能走向伊朗模式？

亨利-劳伦斯：不可能。因为伊朗是什叶派穆斯林模式。霍梅尼上台时，已经有一整套政治纲领，宪法纲领，等等，等等。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自己没有国家架构形式的组织。

另外，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一个软肋，是他们认为社会模式应当是团结、互助，富人应当帮助穷人，但是，他们几乎不知道怎样面对社会运动。一旦发生罢工，有工薪要求，等等，伊斯兰激进势力团体就不知所措。这一点，我们在埃及就可以看出来。两、三年前，埃及纺织工人曾组织大罢工，穆斯林兄弟会完全没能参与到其中，因为罢工与他们的世界观是背道而驰的。同样，穆巴拉克颠覆了很多纳赛尔时代的农业改革措施，重新推行土地私有制。伊斯兰激进势力是支持私有财产的，所以，他们支持政府的土地私有化政策，而实际上大部分农民是反对的。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突尼斯和埃及）通过社会运动、工会、社会宿求等走向民主，那些伊斯兰激进团体处境就非常糟糕。

法广：突尼斯和埃及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在许多其他国家唤起了对民主、对自由的渴望。但这两个国家在运动之后的走向也同样会对那些也想起来行动的国家有所启示。您怎样看这两个国家革命之后的前景？

亨利－劳伦斯：无论怎样，在一定时间后，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这两个国家肯定都会出现一些所谓的"秩序政党"。目前，国家经济生活已经陷于瘫痪，街头形势混乱，因此会出现恢复正常秩序的呼声，但这些与现在的革命运动并不矛盾，这些呼声正好可以阻止一些更革命的运动。这些反应并不是要返回原来的体制，而是要结束混乱。

总之，这些运动当然是民主运动。运动中有很强烈的言论自由宿求。但是，我认为，运动中最重要的两个价值是深根于阿拉伯穆斯林社会的对尊严与正义的追求。
 

网上重点人员管控工作报告直指中共网络管理！！

四川省内江市公安局三个多月前在网上公布"网上重点人员管控工作"报告，披露需要"管控"的三类"网上重点人员"，引起中国媒体注意。也许是因为内容敏感，这份去年10月25日出现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网上的报告，目前链接已经失效。
 

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网站上一份该市公安局三个多月前披露的一份"网上重点人员管控工作"报告最近引起了中国媒体的注意。

这份名为《内江市公安局狠抓网上重点人员管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报告，将需要"管控"的"网上重点人员"分三类。
也许是因为内容敏感，这份去年10月25日出现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网上的报告，目前链接已经失效，无法打开。但通过搜索引擎的网页快照仍可以查阅其内容。

报告称，当地警方将"对A类网上重点人员建立网上侦察或控制专案，全面采取各种侦察手段，长期控制，制约其网上活动空间；对B类网上重点人员，采取必要的侦控、监控措施，掌握动向，重点控制；对C类网上重点人员，采取网侦技术手段予以侦控，及时纳入视线，防止危害。"

该报告透露，内江市公安局"将摸排网上重点人员的任务分配到监控、侦控、案件、管理等民警身上，把网安部门打击处理过的、曾经落地调查过的人员、侦控工作中扩线发现的对象以及监控工作发现的重点人员，逐一登记造册全面纳入工作视线。"

报告对如何实现找人、监控的描述细致入微："重点突出刑侦、治安等领域的治安形势、生产事故、医患纠纷、拆迁纠纷等日常情报信息，从中严密掌控重点人员动态行踪。在公安外部信息（即社会信息）方面，加强与卫生、城建、工商、税务等部门交流沟通，重点加强实有人口、行业场所、金融系统等社会动态信息搜集，落地查证虚拟身份，将重点人员纳入日常管理。"同时，利用落实网吧上网实名制的契机，结合电信宽带用户资料库，"确保列控对象动态调整、控制措施动态实施、重点人活动轨迹动态定位、重点人活动内容动态掌控、情报信息动态反映。"

当地警方提出，"精确完善采集网上重点人员信息"，采集内容包括重点人的真实身份信息、上网信息、网上线索等，并"通过侦察、调查、比对、挖掘等环节，利用重点人员的身份证号码、使用的手机号码和本人的计算机MAC地址，在虚拟身份库中滚排相应的网络身份，确保其真实身份与虚拟身份能够完全重叠。"

在中文微博客上，网民纷纷据此在网上询问同侪，"你是哪一类人员？"